从中国先拔头筹看天下大势【经济】

从中国先拔头筹看天下大势

今天我八十一岁了。年多前，我年届八十，科斯在美国创办的学报要为我出版一期专辑，邀请一些行内朋友为文评论我在学术上的贡献。当然是恭维的话。西方的学术有英雄主义这回事。只要能活到八十，在学术上的贡献不太差，朋友们就会给你来一趟英雄式的文贺。

该期学报也邀请我写一篇关于自己的求学与研究历程。我于是从年少时的中日之战与饥荒时日说起，到求学屡试屡败，到在美国屡遇明师。近二十四岁才进大学读本科，比同学年长六岁，但升为正教授时却比一般升为正教授的年轻了八岁。大恩不言谢，当年在美国悉心指导我的大师比我知道的任何人多。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幸运之神让我在一九六九年从芝加哥大学转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时，遇到今天也刚好坐在这里的巴泽尔。他和我日夕研讨了十三年，给我鼓励无数。巴兄曾经在自己的学术传记中写下，当一九六九年到西雅图时，我已经是经济学行内的产权及交易费用的第一把手了。是夸张的说法，但今天回顾可没有夸张得太甚。

去年我对巴兄说，当年的哈佛、芝大等的经济系虽然名满天下，但回头看他们的实力应该比不上当年的西雅图华大。巴兄的响应，说如果是指产权及交易费用这两方面的经济学，我说的应该对。我给巴兄的回邮，说如果不论产权及交易费用，经济学没有什么值得学。

一九九〇年，曾经是华大经济系主任而后来获诺奖的诺斯在一本书中提到，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华盛顿大学路向，而我是该路向的创始人。这就是今天一些人说是有机会历久传世的华盛顿学派。这学派当年的主要搞手只有三个人：诺斯、巴泽尔和我。可惜一九八二年诺斯和我皆离开了西雅图华大：诺斯转到另一间华大，而我则转到香港。

从研究中国说起

我到港大任教职是科斯催促的。那是一九八〇年。他说中国可能真的开放改革，认为我对经济制度的运作知得比任何人多，又懂中文，而中国要改可能不知道怎样改才对。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可以改进社会，但想到在抗战期间那么多的小朋友饿死了，而自己的存在或不存在皆无足轻重，为同胞们解释一下经济制度的运作是应该的。好些无聊之辈说我放弃了学术，其实在跟进中国的发展学得的，远比在美国的二十多年为多。这重要的知识增长让我今天用中文写成了五卷本的《经济解释》，懂中、英二语的经济学朋友一致认为该作超越了我所有的英语论着加起来。

我是个毕生没有用过一张名片的人，对名头的兴趣永远是零。受到老师阿尔钦等人的影响，做学问我要争取的是思想传世。是渺茫的事，但今天看好些作品会传世。一九八二年我到香港任职时，在石油工业与发明专利的研究下了六年苦功，实在累，转换环境或可松弛一下。当时我可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也要多考察中国的发展，所以要到一九八三年十月才用中文动笔。

再要感谢阿尔钦的教诲。他教一个经济学者可以解释世事，可以提出政策建议，但前面划着一条线，不应该跨越。北京的朋友很快就知道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各方面提供协助。我要求什么数据他们立刻提供，要到哪里观察他们立刻安排。作为一个要研究中国发展的人，我当时的感受是一个天之骄子。这让我一口气写下《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这三本书。今天重读自己也有点高傲之情。

提到上述，因为这次讲话牵涉到国际话题，朋友说可能有点敏感，我因而要略说自己的已往。童年时在广西过着的饥荒日子让一位医生对母亲说我不可能活下去，而事实上当年的小朋友没有一个活下来。后来对中国文化的体会，让我今天还打算在这话题上出版十多本书。有这样的经历，血浓于水的情怀我无从掩饰。另一方面，我的经济学问传承了美国多位大师的智慧，我不能违反他们教的一个学者应有的操守。

世界局限的大转变

这次讲话我要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说起。当时波斯湾之战结束，苏联解体，世界看来将会有大变。好友科斯刚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的朋友邀请我到那里，在宴会上替代需要休息的科斯讲话。那瑞典之行我遇到弗里德曼夫妇，是深交，几天的时间大家日夕与共，无所不谈。我对弗老说：“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开放了，看来整个地球将会增加约二十亿的贫困人口参与国际产出竞争，世界将会出现大变，富裕的国家不作出适当的调整，可能会遇到麻烦。”

弗老的回应，是经济学有一个比较优势定律，廉价劳力大幅增加当然对富裕的国家有好处，用不着经济学者操心。理论是这样说，但我指出先进之邦有工会的问题，有最低工资与福利制度的局限，要获取比较优势定律带来的利益，需要的调校不会是那么容易。弗老当时不相信这调校会是困难的。事实上，在此之后的十多年，弗老的好友格林斯潘几次提到，中国的廉价物品进口有助于美国压低通胀，为中国说了不少好话。这跟今天特朗普总统说的是两回事了。

一九九一年到今天是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回头看，虽然越南、印度等地的经济是有了起色，但整体来说，整个地球的贫困之邦只有中国可以算得上是走出了一个贫困的局面。尽管二〇〇八年中国引进的新劳动合同法对经济为祸不浅，但炎黄子孙买起先进之邦的楼房之价是事实，而炎黄子孙所到之处，商店的售货员纷纷学几句中语也是事实。今天的中国不仅变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而且是七十年代的十个日本。

中国的经济究竟有多大

近两年，西方喜欢称中国为地球上的第二大经济。怎样算法我没有考究，但以金钱量度这方面看，他们的看法可能不对。大略地看，中国的楼房价格比美国的约高出一倍，而且到处的大厦林立远比美国的多。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约美国的四倍，没有种族歧视，而生产力不弱。在这些之上还要加上中国的基础建设;公路、高铁等设施;已达一等。报导说今天的中国，每年在国际上的发明专利注册数量冠于地球。

从人均的金钱收入衡量，中国还远逊于美国。我曾经指出，人均的金钱收入，以消费者平价算，中国要追上美国遥遥无期。不是不可能，小小的新加坡的人均金钱收入逾美元六万，高于美国。然而，就算中国能跳升到这个水平，恐怕从实质的收入看中国还有好一段路要走。这是因为比起中国，美国是远为近于《圣经》说的伊甸园。美国地大人少，风景优美，在生活的享受上市民的消费者盈余比中国的为高。例如在美国的次级城市，一间拥有无敌海景的花园房子只约美元五十万，同样水平的在中国之价要高出十多倍。伊甸园什么都有，享之不尽，但没有市值，所以亚当与夏娃没有一分钱，从我们的世俗看是穷光蛋！这是说，就算以金钱计算的人均收入中国能追上美国，但算进伊甸园那种消费者盈余中国还输一大截。

中国自己的伊甸园

从另一个乐观角度看，中国也有一个美国没有的伊甸园，只是少人注意罢了。这是中国的古老文化，大可享受。拿着一件出土的古文物在手，我可以自我陶醉一个晚上，不一定比无敌海景差。问题是欣赏无敌海景不需要学过，但要欣赏中国的文化可不是肤浅的学问。

数千年经过无数天才发展而遗留下的中国文化说不得笑。这些年我欣赏北京的朋友重视自己的文化。据说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今天的中国有几千间。但我认为他们处理得不好。政府禁止出土文物在内地出售，这使精美的战国金属器皿纷纷在外地的拍卖行出现。我因而建议要让内地的市场挽留这些文物。另一方面，不亲自收藏，中国的文物;不管是出土还是不出土;不容易学得懂。不需要多少钱，我自己从地摊货的真真假假学得很多。没有疑问，中国的文物是一个庞大无比的伊甸园，只要博物馆办得好，有可靠的专家指导，展品有故事可说，这个文化伊甸园不亚于无敌海景。

这就带到我要说的一个重要话题。伊甸园的享受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收入，但主要是消费者盈余，没有市场，不能算进以市价量度的财富那边去。这样看，美国的地价低，中国的地价高，尽管美国的人均享受远高于中国，要拿出钞票在国际上挥洒一下，他们却又斗不过炎黄子孙。这是习近平先生提出一带一路这个构思的先决条件了。

知识引进是第一关键

不管怎样衡量，今天回顾，自一九九一年在瑞典我跟弗里德曼畅论世界经济，距今四分之一个世纪，贫困之邦能杀出重围的虽然不只一个中国，但说中国先拔头筹却无可置疑。我更要指出从一九九三到二〇〇七这十四个年头，在好些不利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之高是人类历史仅见。朱镕基先生的贡献我欣赏，但经济持续地飙升十多年不可能是一个或一小撮人的功劳。朱总理当年主导的市场合约自由与其他政策当然不可或缺，但还是不足以解释我们见到的现象。

最近我想到两个解释中国现象的关键，皆源于与弗老之会的内容再想。其一是比较优势定律这回事，理论无疑对，但引进沙石这定律的运作不同。大概而言，地球上的资源只有三类。其一是土地（包括地下的矿物），其二是劳力，其三是知识。土地不能移动;不动产是也;其增减对经济当然有影响，而农产品或矿物的进出口，如果没有政府管制，会影响他邦的经济。劳动人口可以走动，但国际之间不容易，而通过国际贸易虽然会带来比较优势定律所说的效果，但国际上的劳工法例、最低工资、工会运作等沙石可以大幅地削弱比较优势定律的运作。

只有第三种资源;知识;在国际间是自由流动的：绝大部分的知识没有专利保护，就是有也只保十多年，而商业秘密会跟着外资的引进而进，一旦外泄基本上无法收回。我认为中国能先拔头筹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开放改革后外间的知识涌进得快，非常快，而中国的青年也吸收得快。外资当年的涌进带来的商业与管理知识当然重要，而今天看更为重要的是数码等科技的发达，涌进中国炎黄子孙学得快，掌握得优越。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中国本土的市场大，而大市场是数码商业快速发展的先决条件。

一些西方的朋友认为中国盗用西方的科技发明。这观点不对：不用盗，不是商业秘密的科技在网上全部可以找到，而商业秘密一旦外泄就成为共用品。我曾经花了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不少钱，劳师动众，研究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保护与租用合约，可惜几年的深入研究只写下一份长报告与发表了一篇关于商业秘密的文章。不管怎样说，中国要感谢西方科技知识的引进。

另一方面，在文革期间，中国的大学好些课程不能教。这逼使求学的青年偏于数学与工程这些方面。虽然文革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这传统还在。后来到了江泽民时期，大学的数量急升，到今天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七百万人，懂得处理方程式的中学生所见皆是。也重要的是中国没有西方那种工会的林立。中国的建筑或装修工人一般是样样皆能。是的，在西方，因为工会的左右，水归水，电归电，煤气归煤气，泥水归泥水，木匠归木匠，不能“捞过界”。

深圳是一个新现象

上述的局限转变带来近几年出现的深圳现象。我历来认为有朝一日，上海的经济会超越香港，没有想到深圳。去年我说两年后深圳会超越香港，但今天看是已经超越了。再两年会超越很多！去年我也说再十年深圳会超越硅谷，但今天看不需要十年。华为、腾讯、大疆等有大成的可以不论，但据说搞科技产品的企业深圳有八千家。马云也要到深圳来摩拳擦掌！这个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超昔日香港的难民潮，但我找不到一个可靠的数字。

当然中国还有其他城市的科技产品搞得有看头，但深圳冠于内地今天没有疑问。新劳动合同法对科技行业的约束为祸较少，因为这行业的市场工资比较高，在好些方面脱离了该合同法的约束。然而，目前在东莞，因为该法的存在，高与低科技之间出现了一个断层。

为什么在科技产出的发展上深圳能捷足先登是个有趣的问题。多个因素无疑存在，而我认为最有趣而又少人注意的，是今天的深圳没有几个本地人。全部是外来的，因此完全没有排外这回事。排外或宗教、种族歧视对经济发展可以有严重的不良影响，而深圳是一个从三十多年前的二十多万人口升到今天二千多万的城市。这是非常夸张地重复了百多年前美国西岸因为寻金热而带起了旧金山的故事。是的，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引进而变得死气沉沉的东莞，因为深圳的土地不足而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深圳今天的远为不足处，是大学不仅太少，水平也不见得高明。另一项严重的缺失是文化事项深圳远逊于上海等地，而那里的博物馆是没有什么可观的。

基建速度高是第二个关键

转论中国先拔头筹的第二个关键，是在劳动力之价低廉的八、九十年代，中国在基础建设这方面发展得快。就是到了本世纪初期，一个力壮的劳动工人只五美元一天，往往从天未亮操作到天黑。当年我见到这情况感到心酸，今天回顾炎黄子孙要感谢这些人。中国的基建工程不仅兴建得快，而且质量愈来愈高，到今天是世界级水平了。高速公路的兴建每年可以横跨美国两次，而难度甚高的高铁，约十年建造了二万三千公里，达地球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都是劳苦大众的血汗换得的成果，而重要的协助，是中国既没有西方的工会，也没有西方的民主投票。这些方面，一九八三年我对北京的朋友力陈不要仿效西方。这里的问题是兴建得快而又优质的基础建设不一定是划算的投资。以高铁为例，算进利息，归本还是遥遥无期。问题是这类大兴土木的投资不能单从金额的支出与回报看。那些所谓外部性对不同地区的地价影响，对人口在不同地区的变动的价值的正或负，原则上也要算进去。大概的衡量也不易，精确不可能。我只能说，大略地看，中国的基建项目很少见到负值。这样，不论历史成本，中国的基建项目对将来的发展会有大助。

天下大势是新三国演义

转谈目前的天下大势之前，我要先说两件事。其一是中国今天的经济情况不好。去年我在这里提出了十一项改进的建议，皆如石沉大海，而今天的经济没有改进。这只是个人之见。其二是论天下大势不能不提及国际政治，而我对政治是半点也不懂的人。因此，我只能局部地看世界。

今天的地球出现了一个新局面：有三个性格刚强的国家领导人一起存在：俄罗斯的普京、中国的习近平、美国的特朗普。我戏称世界将会出现的是新三国演义。一位朋友说还有一个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变为四国。我说菲律宾只是一个岛，不算。当然是说笑，但一些朋友认为一项大战可能出现。若如是，我要说的全部作废。

特朗普的经济观有误

我要先处理一个话题。特朗普总统是一个了不起的商人，他的言论含意着的，是要用做生意的手法来处理国际经济。这是不对的。做生意在市场竞争，图利要把对手杀下马来。但国际贸易呢？要赚对方的钱你要让对方赚你的钱。特朗普说要抽中国货百分之四十五的进口税，但其实这是抽美国消费者的税。美国会因而有通胀吗？甚微，因为越南、印度及无数其他落后国家的劳力工资远比中国低，美国的消费者会转向质量较低但更为廉价的产品。

美国如果全面大幅提升廉价物品的进口税，充其量只能让本土的一小撮现存的出产商人获利，不会鼓励新厂的设立。这是因为增加了的进口税随时可能撤销，一个投资者会选择比较稳定的项目才下注。要是美国真的大抽中国货的进口税，中国应该以牙还牙地也大抽美国货的进口税吗？不应该，因为这对中国的消费者与投资者半点好处也没有。我是主张中国撤销进口关税的。在报章上读到习近平先生的言论，他的主张也是大放外贸。他是主导一带一路这个构思的人，当然知道开放外贸是这构思的一个需要条件。

特朗普主张杜绝墨西哥人的非法进入。但美国的农业主要是雇用着这些非法进入的墨西哥人。选择性地让一些墨西哥人作为农工有所需要，但美国的最低工资要怎样处理呢？目前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最大买家，提升美国农工的工资中国会转到其他地区购买。地球逐步一体化是大势所趋，特朗普总统却要逆流而上。但他是聪明人，可能改变主意。

两国演义各取一法

论天下大势，我要从上文提到的新三国演义简化为两国演义;美国与中国;因为我对俄罗斯的情况不了解。不能说我很了解美国与中国，但应该及格。我要从两个有关键性的观察说起。因为美国与中国的文化很不相同，传统上这两个国家的对外邦交的政策有别。

大略而言，美国是以军事利益的协助来换取他国的友情，而中国则是用经济利益的协助来换取他国的友情。前者是源于二战后，美国的军力与财富皆雄视天下。他们协助了很多国家;尤其是日本;的经济复苏。但跟着就是恐怕共产制度的扩散而采用军力输送到其他国家作防守。今天回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真的很怕共产思维的扩散。

以军事利益与经济利益换取国际友情是有着很不相同的局限，期待的回报很不一样，而二者的持久稳定性也不同。输送军事利益换取友情远为容易，因为只要打通一小撮执政者的关系。但不稳定，因为这一小撮执政者可能被迫下马或被投票者替换。最近菲律宾的发展就是例子。输送经济利益换取友情是远为困难的事，因为不是只派钱出去，要有投资的回报，而这样的邦交要有民众的支持。办得成功，经济利益协助的稳定性可以持续，换了国家的头头还会持续下去。

美国由盛转衰源于战争

美国是一个非常优越的国家。只二百多年的历史，他们在科学与文化上的发展是人类的骄傲。然而，很不幸，二战后选走军事输送的路，严重地害了他们。想当年，世界警察这个称呼出现后不久，六十年代他们糊里胡涂地参进了越南战争。打了好几年，导致美国经济不景逾十年，到里根总统才出现转机。

越战后我的两位朋友;弗里德曼与Walter Oi;成功地说服美国有关当局放弃征兵制，转用佣兵制。当时大家叫好，但今天看却不一定是那么好。这是因为在佣兵制下，反对战争的学生不存在，政府容易出兵，不需要先有国会批准，可以先斩后奏。该佣兵制的优越性首见于一九九一年的波斯湾之战，美军的先进武器惊世骇俗，害得苏联要瓦解。可惜该战后美国对伊拉克的处理让弗里德曼失望。

佣兵制是一种军事费用非常高的制度，大战困难，但小战却容易出兵。是在这样的局限下美国不幸地参与阿富汗与伊拉克之战。后者对美国的经济为害甚巨。而跟着的利比亚、叙利亚以及中东乱局是今天更为头痛的事了。我曾经在一篇题为《恐怖活动的经济分析》的文章中指出，当一个人认为自己的机会成本是零，凭一夫之勇他可以害很多人。

美国的“世界警察”之誉，十多年前在香港与内地我听到一些朋友认同，但伊拉克之战后再没有听到。

一带一路的发展怎样看

转谈中国今天采用以经济利益换取他国的友情，是源于中国的古老文化;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满是这样的言论。但上文提到，这策略的施行不易。近二百多年，这策略我们只在进入了新世纪才见得明显，而习近平先生推出一带一路是明显地这样处理。经济上大事协助他国，友情之外当然还要算投资的回报。这应该是习近平先生坚持经济不断开放的原因，因为不开放会是“无带无路”。

当然，在习先生之前的中国早就以经济利益换取国际友情。非洲有几十万人口住在广州做生意有不少时日，而习先生大事以经济利益推广南美贸易。到浙江的义乌走走，计算一下长住该市的外籍商人，拿得他们的入住时日，应该知道这发展牵涉到的国家的时间表。中国这项重要的以经济利益换取友情的行为，在新世纪开始后不久就来得明显了。这是因为中国的地价在二〇〇一年开始急速上升，国家的金钱财富增加，让一个非伊甸园的经济有足够的金钱花出去。

这几年习近平先生推出的一带一路需要的金钱更多，够不够支持这巨大工程我无法判断，而收来的回报为何我更没有资料猜测了。是有意思的思维，但难度高。换取他国的友情不易，因为这里讨好了甲那里可能开罪了乙。一个马来西亚的项目，看来是上佳思维，但新加坡因而受损，当然不高兴了。地球上只有三块可以步行而过的大地：澳洲、南北美洲，与欧、亚、非这三洲加起来那块最庞大的。一带一路是要把欧、亚、非三洲以经济合作搞起来，牵涉到的大国小国无数，其难度可想而知。

人民币推出国际必遇竞争对手

目前我最担心的，是人民币的币值问题。以经济利益换友情，人民币能推出国际会有大助。把人民币推出去不需要有强势，但一定要币值稳定。人民币推出国际本来大有可为，因为有点钱的炎黄子孙满布天下，给祖宗一个面子是人之常情。然而，人民币推出国际一定侵犯了其他的国际货币;主要是美元;的国家的利益，人家要把人民币杀下马来在道德上没有问题，正如商店之间的同行如敌国，要把对手杀下马来是合情合理的。人民币推出国际的成本近于零，一本万利，但被替代了的他国货币却是被替代多少输多少。他们怎会视若无睹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尝试大手把日圆推出国际，不仅不成功，连整个经济也倒下去，到今天还是一蹶不振。年多前，中国的两个自贸区试把人民币推出去，不多久就败下阵来。可幸国家因而受到的损失不严重，还可以再试。我多次为文建议人民币要下怎么样的一个锚才推出去。

没有战争中国胜

回头说，美国提供军事利益与中国提供经济利益换取国际友情，这二者大比并，经济理论的推断是只要没有战争，中国终会胜出。这是从帕累托的条件衡量，我想不出怎么样的局限会让军事利益的输送胜。利益与友情只有三个可能的组合。其一是中、美两国皆以经济利益换友情。这上上之选是斯密与帕累托的均衡，人类大幸。其二是两国皆以军事利益换友情，这是下下之选，战争变得无日无之，地球危矣。从帕累托那方推理，这下下之选的均衡存在，但要基于一个讯息费用高不可攀的局限。最后是一国推出经济利益另一国推出军事利益。这是目前的情况，持续下去不会出现均衡，或者说，我想不出这后者的均衡需要的局限条件。这是说，只要战争不出现，从我考虑到的局限推理，假以时日，中国会胜出。

胜出的意思，是说军事输送的取向，假以时日，会遭淘汰。不是美国会遭淘汰。这是不浅的经济学，因为需要中国坚持经济利益输送，美国的军事输送才会遭淘汰。没有中国的存在，美国的军事输送可以有一个持久的均衡。这不浅的均衡观有浅显的一面。好比两家商业机构竞争，皆提供安全及其他服务，性质不同，虽然宣传的效果雷同。今天，地球渐趋一体化，客户的数量增加，他们的需求有变，民以食为天，一家机构提供的服务胜出，淘汰了另一家。

是的，如果美国失败，是败于恃武凌人。如果中国失败，是败于未富先骄;从西方引进的劳动法、社保、反垄断法、复杂税制等，皆未富先骄的行为。我们希望美国能尽早改走以经济利益换友情的路。这样的竞争才有意思，才过瘾，才好看。两个大国皆如是，地球人类的生活可观矣。

关税保护的效果

回头说美国新上任的总统特朗普的经济观，他的主张是采用保护政策来使国家再伟大起来。很一致：建造美、墨之间的围墙是保护，禁止七个中东国家的人民进入美国是保护，约束美资外流是保护，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保护，大幅提升中国货的进口税也是保护。主导了世界开放贸易七十年的美国，在地球渐趋一体化的今天，特朗普却一反其道而行;他的言论让我们这样看。

我不懂政治，也不怀疑某些保护是需要的。这里我只分析大抽廉价物品的进口税这项保护政策，因为这方面我的经济观有点新意。我要举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发展得如日方中的日本为例。当时该国采用的进口关税保护严厉。一九七五年的暑期我造访东京，见到那里的高档次商店，一粒葡萄售价约一美元，一条法国领带之价与当时非常昂贵的一部彩色电视机之价相若。皆关税保护之故也。

这里的有趣观察，是在外国不回敬反抽的情况下，进口税或其他有类同效果的保护可使独自保护的国家的国民收入上升，股市强劲，但从国民的实质享受衡量却是虚假现象。这不是因为传统经济学说的“理想关税理论”使然;该理论是谬论;而是传统的胡里胡涂的国民收入统计使然。有点像我提到过的伊甸园的故事的伸延：亚当与夏娃离开了伊甸园，走进真实世界，实质的享受是减少了，但金钱的收入;今天的国民收入;却增加。人类的智慧为万物之灵，但自私的基因还是被讯息费用误导了。

日本的不幸经验可教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源自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定律;说专业产出与自由贸易会使所有国家获利;是真理，不可能错，但这定律可没有考虑到通过货币来调控经济与量度国民收入。算物品的产量，李嘉图无疑对，但引进货币，国民收入的增减容易误导。

故事再说下去，日本的运情不是那么好。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该国的借贷膨胀然后破裂，经济倒了下去，到今天整整三十年还见不到有明确的起色，是近代人类历史最持久的经济不景了。借贷膨胀然后破裂带来的调整需要长时日，但比日本更严重的美国二〇〇七年出现的借贷破裂，约七年就见到起色。我认为日本持续不景三十年，一个主要原因是保护政策带来的高物价，需要的逐步下调为时甚久。去年一些漫游日本的朋友说，那里的物价比中国还要相宜。弄到要推出负利率这项愚蠢玩意，日本应该悔不当初吧。当然，今天特朗普总统主张的保护政策不会像日本当年那样严厉，所以不良效果不会是那么明显，但国民收入的上升还会误导。

这些日子一些朋友说，美国要维持经济第一大国的位置，问我怎样看。我说国民收入这类数字很无聊，让他们高居第一算了。我喜欢引述香港前财政司郭伯伟曾经教我的话。郭老说：“史提芬呀，国民收入的统计很无聊，你相信吗？晚上到湾仔走走，香港的经济怎样可一望而知。”

中国今后应走的路

尽管我认为特朗普的保护政策对习近平的一带一路的推行有助，我的经济观还是主张中美双方全部撤销所有进出口关税。就是美方大幅提升中国产品的进口税，我还是主张中国单方面撤销所有关税。好比香港，历来没有关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自由贸易知名天下，无论成衣、玩具、手表等五六项产品的产量皆冠于地球。

今天中国的生产实力不是七十年代的香港，而是七十年代的二百个香港！是的，从生产力这方面衡量，炎黄子孙是进入了一个有恃无恐的境界！

不管世界怎样变，地球一体化将会继续。只是在过程中牵涉到的局限变化多而复杂，作为经济学者我无从推断在这一体化的过程中会出现的枝节。就是只论中国，今天我对国家前景的推断不能像一九八一年我肯定地推断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那么准确。当年我能肯定，因为是掌握着两方面的局限转变。

今天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好些困难，也有些亮点。解决了这些困难，亮点的重心所在，是要把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科技结合起来。如果成功地做到，做得好，这会是人类前所未见的光辉。让地球上的人看得目瞪口呆不是很有意思吗？北京的朋友显然知道这是中国发展的重心所在：他们对炎黄子孙的文化与西方科技的重视是清楚明确的。可惜我认为他们办得不是那么好。年多前我出版的《科学与文化》那本小书提供了一点意见。

不久前在电视看到一位西方的中文专家评论，说中文比不上英文，在地球一体化之下，有朝一日中文会被英文淘汰。我肯定这位专家的判断是错的。我不是什么语文专家，但中文与英文皆能写到专业水平的学者不多，而我算自己是一个。客观地看，如果上苍只容许中文或英文这二者选其一在地球存在，让我选择，我选中文。我只是今天才这样选，因为昔日中文不能打字，而今天数码科技让中文打字比打英文还要快。将来的学者会同意我今天的看法：源于美国电话的实验室发明的半导体带来的数码科技，地球上受益最大的民族是中国人。